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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析

案例评析

从有效辩护的视角谈律师的轻罪辩护
发布日期:2018-11-18 信息来源:管理员 作者: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朱纪文

[内容提要]辩护人是否可以做起诉书未指控的另一个轻罪的罪名的辩护在理论和实务中都有争议,从“无罪推定”和”不告不理”的原则看,辩护人好像变成了第二公诉人,但是如果辩护人仅仅针对指控罪名进行的无罪辩护会使得辩护过程无法充分地就量刑情节和证据进行举证,从而丧失量刑辩护的宝贵机会,采取轻罪辩护的效果往往比无罪辩护的效果要来得好,可以最现实地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化的利益,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辩护人轻罪辩护的职能,而实务中这确实是争取有效辩护的一种很好的辩护方法。

[关键词]  有效辩护  轻罪辩护   辩护策略

 

谈到有效辩护,事实它是国外的法律概念,在中国,有效辩护并不是一个原生概念,因此,要想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有效辩护制度,必须从本源上搞清楚有效辩护的原初内涵。

在西方两大法系,理论上可以将有效辩护分为广义上的有效辩护与狭义上的有效辩护,前者主要指辩护权及其保障机制,包括立法、司法、律师职业文化等多个层面,联合国有关文件就确立了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欧洲学者也提出了有效辩护的评估标准;后者属于美国法中的特殊制度安排,主要关注律师辩护的质量,并确立了律师有效辩护的行为标准和无效辩护的认定标准。

一、有效辩护

在中国,对有效辩护的实践和研究,近年来已逐渐成为刑法学术界及刑辩律师界越来越重视的话题。如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效辩护,成为中国刑事律师们共同需要研究的课题。

有效辩护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辩护权。二是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合格的能够有效履行辩护义务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包括审前阶段的辩护和审判阶段的辩护,甚至还应当包括执行阶段提供的法律援助。三是国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权充分行使,设立法律援助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的帮助。有效辩护至少有三个因素:自我辩护权、辩护人的辩护、法律援助。

有效辩护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及时性。

辩护应该是及时的,“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有效辩护的及时性要求被追诉者享有被及时告知指控的权利,及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第二,充分性。

辩护权要充分,这是有效辩护的核心内容,辩护人的辩护权利主要包括: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会见通信权等,这些权利是辩护人法庭上辩护的先决权利,如果辩护人没有这些权利或不充分享有,那么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便会陷入“仓促上阵”、“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只有这些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才能使辩护权得到充分贯彻。

第三,抗辩性。

辩护人的辩护能成为对抗控诉并独立影响审判的力量这要求在诉讼程序上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诉讼主体地位视之。在辩护手段上要形成对抗性,为此立法应对控辩双方举证手段和责任作一定的协调,对取证困难的辩方有一定的倾斜,而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控方予以谦抑。

第四,过程的持续性。

从辩护过程看,有效辩护不仅取决于审判阶段法庭上的辩论和陈述,而且甚为关键的是侦查阶段的辩护。因为侦查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而言,不仅侦查阶段证据的收集对法庭上的辩论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最危险和可怕”的阶段。而从公平、公正角度审视,辩护还应当延伸至执行阶段的法律援助。可以这样说,辩护应该从刑事诉讼起动时一直贯穿着整个刑事诉讼阶段。

如何才能实现有效辩护呢?需要从辩护观念、职业伦理操守、业务技巧等方面进行努力和改变。如寻找法律依据的话,就应当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有效辩护一般的理解就是在刑事案件中,律师通过一系列的辩护工作和辩护过程,让办案人员认可、接受、采纳你的辩护意见,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一个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法律结果,这就是有效辩护,相对应的就是无效辩护。

二、轻罪辩护

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这个条款规定的内容来看,笔者的理解并没有提到律师可以提出轻罪辩护的意见,但是在实务中,我们就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在被告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的场合下,如果辩护律师能够进无罪辩护并取得成功,当然应被视为最佳的辩护结果,也符合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达到有效辩护的效果,但是如果辩护律师认为控方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基本没有异议,该行为又确实符合另一较轻罪名的犯罪构成时,仅仅为其作指控罪名不成立的无罪辩护是否符合被告人的最大利益?比如去年底笔者接的一个二审案件,这个案件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了被告人黄某无期徒刑,笔者看了一审律师的辩护观点主要理由是认为黄某的行为不符合集资诈骗罪的特征,其中还特别强调了黄某有具体投资的项目,有实际投资的行为,一审律师以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做了无罪辩护,但是这个案件的涉案事实是被告人黄某的确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集资了将近三个亿的资金,直到案发还有将近三千万的社会集资款没有归还借款人,那么这样的没有争议的事实如果做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无罪辩护,显然被采纳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在我们目前的审判实务中,在事实基本成立的前提下,这种以社会危害性而不是以形式违法性为核心的定罪观使得辩护人所作的纯粹的无罪辩护很难取得成功,辩护人必须寻找到一种能够更为现实地维护委托人合法利益的辩护策略和方法。二审阶段,笔者在和委托人以及黄某充分沟通,并取得同意的情况下我从轻罪角度进行辩护,认为黄某的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特征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成立则黄某量刑则可以改判至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目前二审还在审理中,但从和法官的多次交换意见中,主审法官也表示一审的判决确实偏重了。还有也是最近接的一个职务犯罪的案件,家属和被告人一直坚持被告人是无罪的,但是被告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收受的是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和理由其社会危害性和违反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的事实是很明显的,笔者认为该案可以构成另外一个轻罪即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但是家属坚持无罪辩护的观点,所以对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我们不乐观。从以上两个案件可以看到采取轻罪辩护的效果往往比无罪辩护的效果要来得好,可以最现实地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化的利益,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辩护人轻罪辩护的职能,而实务中这确实是争取有效辩护的一种很好的辩护方法。辩护人是否可以做起诉书未指控的另一个轻罪的罪名的辩护在理论和实务中都有争议,从“无罪推定”和”不告不理”的原则看,辩护人好像变成了第二公诉人,但是如果辩护人仅仅针对指控罪名进行的无罪辩护还会使得辩护过程无法充分地就量刑情节和证据进行举证,从而丧失量刑辩护的宝贵机会。由于我国定罪和量刑程序合一的庭审结构,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和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法庭一般都要先解决定罪问题,然后再进行量刑问题的调查和辩论。而辩护律师一旦选择作无罪辩护,往往就忽视量刑情节(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的搜集与提供,也没有再做量刑辩护的可能了。这种对无罪辩护的理想化追求还会导致无法充分进行量刑辩护,从而既不能获得无罪宣告,也无法获得量刑上的从轻处罚,给被告人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

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第二百四十一条 对第一审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判决、裁定:(一)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指控被告人的罪名成立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按照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从这些条款的内容可见,司法解释给予了人民法院变更起诉罪名的权利,并不是以”无罪推定”和“不告不理”为原则,由此,我们辩护人提出轻罪辩护的意见也与司法解释相吻合。

由此笔者从这两个案件中得到的思考是:作为辩护律师制定诉讼策略时,不要轻易下无罪的结论,毕竟一个案件经过了几道司法程序最终到了法院,错案的概率少之又少,每个律师的职业生涯有那么一两个无罪的案例既是能力也是运气的体现,在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的中间地带,采取轻罪辩护的办法是实现有效辩护很好的策略。

三、轻罪辩护的常见辩护策略

(一)、主观要件辩护法:故意犯罪---过失犯罪

被告人实施某一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反映了其中恶性的深浅,决定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刑法对于不同心态的犯罪,配置的差别巨大的法定刑。故意犯罪的法定刑涵盖了全部的刑种,直至死刑,而过失犯罪,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对于存在故意、过失之别,主观心态难以认定的案件,辩护律师应该多从主观方面下工夫 。    

     案例:故意杀人罪辩护过失致人死亡罪

两罪都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区别在于主观心态的不同,故意杀人罪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法定刑包括而且首选死刑,然后才考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过失致人死亡罪,法定最高刑为七年,多数案件中,主观方面较容易判断,但也有些案件较难区别。

被告人陈某,系出租司机,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逮捕,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某于某年某月驾驶出租车拉载乘客张某,当车开至某大桥路口时,张某所乘坐的出租车副驾驶位置起火,陈某随机下车后用中控锁将车门锁住防止陈某逃跑,然后拨打110等待警察处理,火势增大以后,陈某拨打119报警,但未施救,后张某自行打开副驾驶车门,倒在车门旁死亡,被告人陈某在现场归案,现场起获中控锁一把。

在法院审理期间,存在故意去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之争,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陈某的行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理由是被告人陈某看到出租车副驾驶座位起火以后,认为是张某所为,为了控制张某,把中控锁锁住,置他人生命于不顾,在火势增大后,其明知张某被困在车内遭受生命危险,有作为义务而不作为,未积极救治,致使被害人被烧死。其主观上对被害人死亡结果存在放任的故意,构成故意杀人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陈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陈某对张某被烧死的结果不存在放任的故意。陈某在认为是张某点火的情况下。为了控制住住被害人。用中控锁锁住被害人,作为一个正常人其应该预见到被害人被烧伤甚至烧死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只是偶然可能性。因为存在着阻碍被害人烧死的主客观条件,被告人陈某对被害人被烧死的结果不是希望或者愿意看到的,案发时间,被害人行为表现,以及被害人引起火灾的现实可能性都给被告人陈某增加了心里压力影响其对自己行为性质的合理判断,其在出现火势不大的情况下,控制被害人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原因力,锁车行为完全排除其间接故意杀人的可能性,从主客观的角度都不能用间接故意杀人来评价。尽管陈某锁车的行为本身不存在致人死亡的间接故意,但是其行为对死亡结果来说是过失的。其已经预见到自己锁车行为致人烧死的可能性,但是过于自信阻碍条件的作用而致他人死亡,虽然案发时间。被害人等因素使得在紧迫的时间内被告人对行为的合理判断受到影响。但是正是因为案件的突发使得被告人轻信被害人不可能被烧死。不料因为爆燃造成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从后续的行为看。陈某说车以后及时报警,请求警方来处理,这是一种正常的处理方式。在火大以后又拨打110求助火警并拿出灭火器给救火人员。从这些行为看陈某不仅仅是不希望被害人死亡更是希望不死亡,不能简单的认为大火变大后被告人没有自己去救助就是放任他人死亡的行为。要结合案件事实从案发时客观的现实条件来客观评价,整个案件过程十分短暂,案发突然,被告人紧急拨打电话。没有意识到爆燃的发生,火势瞬间爆发,变得难以控制,被告人紧急求助火警。这时路过群众赶来救火,被告人提供灭火器,在火势变大到有群众救助的时间非常短暂,被告人在精神紧张期间很难就做出合理行为,不能强求每个人都这么理性行为,要考虑安排案发时的时间和场景,正如被告人所说的那样“看到火大了,我都蒙了”,基于“法律不能强人所难”的原则,应该给被告人行为一个科学公正的法律界定,基于上述考虑,法院最终还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被告人定罪,这种结果也是更能为社会,尤其是被告人所接受,也是律师运用轻罪辩护成功为被告人获得轻判的成功辩护案例。

(二)、行为方式辩护法:占有型犯罪---使用性犯罪

   对于财产为对象的犯罪而言,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占为己有的心态是区分此罪和彼罪的重要标准。在这类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是构成要件的内在要素,能够决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行为人主观上试图变他人所有为自己所有。改变财产的权利属性,没有归还的打算。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会任意处置他人的财产,造成的后果也相对更为严重。以非法使用他的财产为目的的犯罪,行为人并非要改变财产的权利属性,而只是暂时地使用他人的财物,具有用完后返还的打算。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行为人会妥善处置财产,多数是因为客观原因导致无法返还。主观目的不同,导致行为人主观恶性存在较大差别,在立法上体现为法定刑的差别。对于占有为目的的犯罪,法定刑相对较高,最高刑可以达到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部份罪名还有死刑。以使用为目的的犯罪,法定刑相对较轻,最高刑只有到十年有期徒刑,有的罪只有七年有期徒刑。

辩护律师,在此类案件中应重点关注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对于本来只是使用型犯罪而公诉机关指控的占有型罪名的,要全力争取罪名的变更。主要是方法是分析论证的办法,因为认定为占有型犯罪,需要公诉机关证明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辩护人要在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基础上分析出证据达不到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如有可能收集调取方向证据。

   具有这种占有使用区别关系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别,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的区别,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贷款诈骗和骗取贷款罪的区别。

    案例:职务侵占罪变更为挪用资金罪

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苏某在20129月至201210月间。利用其担任北京某公司财务部会计并负责该公司某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审核的职务便利先后私自将公司存入其个人银行账户用于缴纳该项目的税费款转出用于个人挥霍,共计人民币四十九万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苏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数额巨大,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该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苏某职务侵占四十余万元。根据当时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当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如果认定其为挪用资金罪,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两罪的区别主要在于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构成职务侵占罪,就有责任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纵观公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目的的存在,涉案钱款是单位同意转入苏某个人账户。被告人苏某使用钱款后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手段来掩盖这一事实,而是主动向单位投案说明情况,其客观表现更符合挪用资金后的心态。在本案中辩护律师,不需要主动调取证据,通过充分分析论证就可驳倒检察院的指控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最后,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苏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三)、主体身份辩护法:特殊主体--一般主体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特殊主体和一般主体。对于特殊主体的犯罪而言,要求行为人具有特定的身份。如果没有该身份证,则不构成该罪,对于客观方面的案件事实,不同的犯罪主体,刑法设置的法定刑不同,量刑结果不同,辩护人要紧紧围绕着被告人的主体身份,根据不同罪名的法定关系确定辩护思路。主体身份辩护主要适用对象有贪污罪改为职务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改为盗窃诈骗罪,受贿罪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辩护为无罪。

案例:受贿罪辩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担任北京市某机电设备检验所索检中心检验室主任期间,于20068月至20071月,为北京某索道设备有限公司的索道工程项目检测提供帮助,多次收受该公司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80500元,被告人张某被查获归案后,公诉机关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张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但辩称其担任检验室主任期间。没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要求。主要负责现场检验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实你不构成受贿罪。其辩护人的意见为:张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北京某索道设备有限公司提供帮助。其收受财物属于不当行为,不构成犯罪。

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张某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数额为八万余元,法定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没有法定情节的情况下,即使其退赃悔罪最低也得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由于判处五年以上徒刑不符合宣告缓刑的条件。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虽然在国有企业任职,但是其从事的不是公务,不能按照国家工作人员论处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其收受贿赂只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构成该罪数额八万余元,量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宣告缓刑,这一认识上的差别对被告人的量刑具有巨大的反差,辩护人对于这类案件要在充分占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等资料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争取有利于被告人的结果。

(四)、犯罪手段辩护法:暴力型犯罪---平衡性犯罪。

犯罪的手段不同,在主观上反映出行为人的恶性程度不同,给被害人造成的感受不同,在客观上对被害人的侵害不同。犯罪后果也不一样,对暴力性犯罪,由于严重侵害了他的人身权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法定刑较重,对于那些平和型的犯罪,法定刑相对较轻。辩护律师应该根据案情作相应的辩护,争取从暴力型到平和型的转换。我国刑法中存在暴利型到平和型转换的罪名主要有:抢劫变为抢夺、盗窃、敲诈勒索;敲诈勒索变为诈骗;强制猥亵侮辱变为侮辱。

(五)、犯罪目的辩护法:特殊目的--一般目的。

犯罪目的是犯罪主观方面的一个要素,但不是必备的。有些犯罪需要有特定的犯罪目的,而多数犯罪不需要有特定的目的。有些客观表现相似的犯罪,决定其最终性的主要在于犯罪目的。对于具有特定目的的犯罪,其犯罪事实的外延会包含没有特定目的的犯罪的外延。所具备的犯罪因素更多,往往法定刑较重。但是是否具有特定目的,又需要通过客观行为来分析,辩护律师要善于否定特定目的的存在,做轻罪辩护。

我国刑法中需要以特定目的来区分犯罪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强奸(未遂)辩护为强制猥亵;绑架辩护为非法拘禁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辩护为传播淫秽物品罪。

(六)、犯罪形式辩护法:组织性犯罪--松散型犯罪。

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有一些是表现为一定的组织性,可以称之为组织性犯罪,组织型犯罪一般具有人数众多的特点。而且会有一定的长期性,具有反侦查能力,所以社会危害性更大,法定刑相对较高,组织型犯罪和与之对应的松散行犯罪,在客观上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且具有刑罚可罚性。一旦被认定为组织型犯罪,社会公众及司法机关对其否定性评价往往更严厉。一些从宽处罚情节也得不到很好的体现,相反从重情节容易被放大,辩护律师应当从犯罪行为是否具有组织性,组织的严密程度,一贯表现等方面反驳,争取获得较轻之罪。

存在这种组织型犯罪---松散型犯罪区分的罪名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组织卖淫罪辩护为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组织偷越国边境罪辩护为骗取出入境证件、运送偷越国境罪,开设赌场罪辩护为赌博罪。

(七)、客体区分辩护法:复杂客体犯罪---简单客体犯罪

一般而言,对罪与非罪进行区分时,很少考虑犯罪客体,因为犯罪客体是暗含犯罪之中的一个要件,是根据其它几个要件分析而得来的一个要件。从这个角度看,犯罪客体不应该与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并列存在,因为这三个条件确定了,自然也就决定了客体的内容。但是,有些不同罪名的犯罪,在客观表现上差别不大,难以区分,这时就需要采用倒推的方式,通过犯罪客体来区分犯罪。做这种辩护,需要律师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能从法律上,尤其是立法愿意上阐述罪名之间的区别。

需要犯罪客体来区分罪名的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寻衅滋事罪辩护为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辩护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八)、单位犯罪辩护法: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

《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理论界和实务界均认为单位犯罪具有三个特征,1、代表单位意志,即所实施的行为是单位意志的体现,至于单位意志的形成方式在所不问。2、以单位名义,即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而不是个人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对方也认识到是与该单位打交道,而不是与个人打交道,3、为了单位利益,即行为的目的和利益归属均为单位,而不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这三个特征要求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有两种情况不以单位犯罪论处,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的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2、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单位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存在两种情况。其一是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处罚相同,其定罪量刑标准一样。其二是单位犯罪的处罚轻于同等的自然人犯罪,表现为定罪量刑的相应标准更高,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把指控的自然人犯罪辩护为单位犯罪,则量刑将会明显减轻,即使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把自然人犯罪辩护为单位犯罪,法院在量刑时自然也会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罚。因为人们基于朴素的感情都认为,被告人是为了单位而实施的犯罪,个人也没有获利,量型不宜太重,对检察院指控的自然人犯罪,如果其中存在单位的因素,辩护律师,应当结合单位犯罪的三个特征进行分析,争取获得单位犯罪定罪的效果。 

四、采取轻罪辩护策略需要注意的问题

最后,我们在采用轻罪辩护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必须满足案件事实成立无异议的条件,只有当指控的“事实”成立的前提下罪名的轻罪辩护才真正有利于被告,如果指控的事实根本不成立,如被告人根本没有实施过任何指控的行为,则罪名的轻罪变更实际上就由从重到轻的辩护演变为从无到有的辩护,不但不利于被告,辩护律师反而由于承认并不存在的事实而充当了实际意义上的公诉人,从而损害了被告人的利益。

其次,必须满足涉案事实范围是相同的。辩护人在进行罪名从轻辩护的时候,只应根据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选择更轻的罪名进行辩护,而绝对不能在起诉书之外提供新的犯罪事实,并据此变更罪名辩护从否则就等于代为行使了公诉职能。

最后,必须被告人同意。毕竟被告人是辩护权的当然享有主体,经其授权,辩护人才有权行使辩护权。被告人对每种法律后果的偏好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有的被告人可能更为看重罪名本身的否定性评价,而有的被告人则更为看重量刑幅度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辩护人必须事先就该诉讼策略征求被告人本人意见,只有当被告人愿意放弃无罪辩护的情况下,才可进行轻罪辩护,如果被告人坚持做指控罪名不成立的无罪辩护,则辩护人不得采取轻罪辩护策略。

结论

当前,刑事立法逐步完善,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也日益提高,辩护律师必须更为关注辩护的专业性,以扎实的法学功底,准确的案情掌握,正确的辩护思路,得当的辩护方法赢得最佳的辩护效果,辩护律师应当将有效辩护作为刑事辩护的第一追求,这种有效性,不仅表现在辩护意见被法院采纳,同样表现在辩护意见虽然未被采纳,但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产生了影响,为被告人争取了一个相对有利的结果,轻罪辩护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可以采取的辩护方式,但是作为实务中经常被使用的辩护策略,为律师争取有效辩护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辩护思路和路径。

 

 

[参考文献]

1、陈伟航:《挪用公款与借贷公款之区别》,载《律师世界》2010年第7

2、储槐植:《我国刑法学中犯罪概念的定罪量刑》

3、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18辑)

4、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刑初字第3088号刑事判决书

5、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阮齐林著:《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7、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

8、陈亮:《攻防之道、刑事诉讼控辩攻略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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